上海的公馆到底是比北京的四合院宽敞些的。我抱着阿诚躺在丝绸的chuáng褥间，陪着他幼稚地打闹着。他说他从没见过这么顺滑的绸缎被子。

“长本事了你！”我一把将胡乱挥拳的阿诚抱进了怀里，我将他压在身下，使劲挠着他的痒痒肉。阿诚咯咯笑着，然后忽然捧着我的脸亲了一下。

我愣住了，动作也僵住了。阿诚以为我讨厌他这么做，他害怕地红了眼眶。

“大哥……”

我低下头，啄了一下孩子娇嫩的脸蛋，然后又隔着他的睡衣啄了一下他的心口。接着，我把他的睡衣撩起来，对着他柔软的肚皮chuī气。

“哈哈哈……”

他肆无忌惮地笑着。我却深深地绝望了。因为我发现，我对他的欲念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程度。我想，书中所说了“衣冠禽shòu”大抵就是指我这样的人吧。

转眼间，我从北大的本科毕业了，进入研究所继续深造。而阿诚也一跃成为十一二岁的亭亭少年。我院子里的君子兰还在旺盛地开着，阿诚把它们照顾得很好。

只是，北京政局的祥和面具已经出现了裂痕。但我沉醉在与阿诚愉快而避世的生活里，当我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时，一切都已经晚了。

那是一九六六年的晚chūn，阿诚已经进入初中，就读于北京四中的初中一年级。有一天放学回来，他递给我一张通知单，单子上写着，要求所有家长带自己的孩子去人民大会堂看《东方红》的演出。通知单后附着门票。

我带着阿诚去看了演出。当数百名手捧金葵花的蓝裙少女组成海làng的形状，共同仰望天幕上冉冉升起的主席像时，我恨不得堵住阿诚的双耳，遮蔽阿诚的双眼。我怎么能让他看这样的意识形态洗脑的作品？

但是，我不能这么做。即使中途离席也会让周遭人说闲话的。

随着攒动的人流从大会堂走出来，我和阿诚一路沉默地往家走。在一个漆黑的无人小巷里，阿诚突然开口说：“初三年级的一个姓陈的男孩，他爸爸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了。他爸爸以前加入过国民党。他爸爸还是拍电影的。”

回到家，我将学校下发的通知签字，将回执条沿着虚线撕下，与那两张盖着“已观看”红章的门票钉在一起，jiāo给阿诚。

学校是要收的。用来证明家长的确带着孩子看了。

“大哥，”阿诚稚嫩的声音里传出不符合年龄的忧虑，“我们会有事吗？”

我告诉他，如果有入团机会，你就去入团。其他的事情不要操心。不要和学生好勇斗狠，更不要疏离群体。你很聪明，大哥相信你能把握好这个度。

一是清华附，二是北京女一中，三是北京四中。这三所学校闹得最凶。很快，六月一日到了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《打倒一切牛鬼蛇神》。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。

那一天，忽然所有学生都变了模样，有一些人——特别是四中的学生，他们穿上了绿色的军装，戴着鲜红的袖箍，脚踩大军靴，神气十足地骑着“飞鸽”喊着口号流窜于街头巷尾。那是一种压抑后的狂放，是得意忘形，是优越感。

课，正式停了。北京四中如此，北大也如此。

我和阿诚都回到了家。我是彻底不想参与这些事，我也不怕其他学生的指摘，我在大学里很高调，是明星学生，但在研究所，我几乎把自己变成一个人人看不见、人人想不起的幽灵。

可我不敢不让阿诚参与活动，我怕他“不合群”，成为被众人批斗的对象。阿诚很懂事。他逢每周一、三、五随学生出行，二、四、六就躲在家里，周日，他同我去北海公园划船。可惜，北海公园也最终被学生占领了。象牙一样纯洁的白塔不再拥有往日的宁静，红旗飘展，血一样浸染了碧湖翠草。

六月十五日，北京四中校长杨滨接受批斗。这位女校长脖子上挂着沉重的木牌，被学生们在操场上公开羞rǔ着。

阿诚回到家时，心情很沮丧。直到吃过晚饭，他跟我说高中部的一个叫赵振开的学生写了一首诗，悄悄给他看了。诗中书：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

我告诉他离那个学生远一些。但同时也告诉他那个学生极富文采，是满怀真正的正义与责任感的人。

不多日，我收到研究所的通知。所有非京籍学生需回户口所在地等待进一步串联指示。

我捏着那张通知单。步行去了北京四中。阿诚在游泳池里游泳。他湿淋淋的双臂在地面上用力一撑，从池水里跃了出来。yīn翳的阳光透过游泳馆的小窗照she进来，空旷的场馆让人双耳充斥着水花飞溅的回声。

我对阿诚说，我们要回上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