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鳏夫独白》
序言:
阿诚——我的生命之光,我的欲望之火,同时也是我的罪恶,我的灵魂。阿、诚。两颚上下开合一次,在合上双唇的同时齿关轻咬:阿诚。
早晨,他是诚,平凡的诚,穿着小学制服的半筒袜,熟练地擦着我送给他的那双小皮鞋。在学校里,他是所有孩子的阿诚哥,他们都喜欢他,爱戴他。正式签名时,他是明诚,以他之名,冠以我姓。可在我怀里时,他永远都是我的阿诚。
在他之前,我是否爱上过别人吗?是的,有的。在那个时候,我只有十五六岁,而我的阿诚那时才只有五岁。但最终证明我年少时期的那次爱恋只是一次错误。但是那一次的错误教会了我什么是爱,而我也保留下最真挚的长情献给我的阿诚——我的一生所爱。
各位革命gān部、群组织代表。寥寥几页的报告不足以讲清我的背景,更不足以讲清我这一生的事迹——或者,用检举我的人的话来说——我这一生的罪行。
gān枯的历史难以说明问题,并且我相信各位gān部、代表,已经厌倦了这么多黑五类分子的剖白甚至哭诉。
那么,就请各位尊敬的同志们,暂且看一看我这纷乱揪心的自白吧。
第一章
我一直不喜欢北京的chūn天。风从西北狂卷而来,穿过西伯利亚,穿过内外蒙古,穿过huáng土高原——携带着饱经历史沧桑的huáng沙,将这个四朝古都包裹在肮脏的空气里。
但就是在这样的城市,我遇到了阿诚。
我本是一个上海人。家中几代经营实业,我的父母在建国前是上海滩顶顶有名的红色企业家。但我幼年丧父、童年丧母。我是被我大姐明镜一手带大的。
一九五三年,三大改造开始,明家几乎在这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大旗挥舞下丧失了全部产业。但树大根深,明家这个百足之虫还是在我大姐的努力下死而不僵。我依旧拥有比同龄人更优渥的生活条件,比其他孩童少年更良好的教育资源。
在上海念中学时,我曾与汪家的小女儿汪曼chūn有过一段爱情。但幼稚的爱情很容易被掐断在萌芽中。汪家与明家是宿敌。我大姐明镜红着眼眶在家中祠堂里让我罚跪,一鞭子一鞭子地抽打我。问我父亲临死前是怎么告诫我们的。
明家三代不与汪家结盟、结亲、结友邻。
我从祠堂出来后,便再也没有与汪曼chūn相见。大姐倾尽全力给了我体面的生活,我不该为一短不成熟的恋爱让她伤心。
舒适的环境容易让人迷茫,也容易让人产生更加坚定的信仰。
一九六二年,我十七岁,我进入北京大学。在那里我加入了一些红色学生组织。这些青年jīng英的热血与崇高让我想起几十年前的蓝衣社。我与他们搞过一些活动,譬如批四旧、反小布尔乔亚的生活作风……这种运动的气氛让我很舒服,让我第一次感到融入了集体中,即使我们所做的很多时候是罪恶,但乌合之众的责任分散,让我产生了持有免罪金牌时的暗自庆幸感。
后来,我遇到了阿诚。
我大姐是不忍心我去住脏乱狭窄的学生宿舍的,她为我在西四附近租了一套小四合院。当她听闻我不会做饭,终日外食后,她便安排家里的老仆人桂姨来到北京照顾我。
桂姨是带着她的孩子从上海坐火车过来的。那个孩子便是阿诚。
桂姨的孩子我与大姐明镜、小弟明台是早有听闻的,但一直没有见过面。如果不是桂姨在早年间太过于保护阿诚,不让阿诚到明公馆来受我们的“颐指气使”,我本该在上海就与阿诚相识的。但此时也不晚,阿诚这一年只有七岁。
那是一个初夏凉慡的傍晚,我从学校回来,一踏入那间小四合院,便闻到了熟悉的桂姨炖的松鼠桂鱼的香气。我走进小花园,看到一个白净的男孩正提着花洒给我的君子兰浇水。chūn末夏初的君子兰是极易生虫的,我看到他温柔地摘去叶片下面的虫子时,忽然想要冲进房间拿起我的相机将那一幕拍下来。
“大少爷回来啦!”桂姨将那个男孩扯到了一边,“阿诚,叫大少爷。”
阿诚放下了花洒,用他湿润的像花鹿一样的双眼望着我,轻轻说:“大少爷。”
我本想留桂姨和阿诚在四合院里住,但桂姨硬要搬出去,说是我大姐给了她租房的钱。我看了看这间小院,一间客厅、一间卧室、一间书房、一间储物室。若是真要留这对母子,恐怕要让他们睡到厨房里去了。我便不与他们再争执,只是从自己的零用里拿出一笔款子,要他们租个好些的房。
“北京的房子老,比不得上海gān净。不要委屈了孩子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