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抽烟许多年了，可以追溯到十三岁。我并不太记得第一支烟是谁递给我的，总之那是学校明文禁止，于是我在放学途中一路抽，我的身高只不过五又三分之一英尺，背影又十分瘦削，学校流行男孩挽起衣袖，并且粗鲁的不打领带。这一切使得我看起来与绅士风度绝缘，活像个痞子。父亲终究在一个复活节的夜晚发现了我的打火机，并且嗅到我发际里的烟味。他气得把打火机扔出老远，但他却再也没有发火了，凭着良好的教养和严厉的警告，他对我说要好自为之。

之后我被送去了哈罗公学，许多年，我的烟瘾在强制寄宿的折磨下几乎快淡了。这里被戏称为霍格沃兹，但是即便坐在那教室里我也无法感到一点愉快，这儿让我痛苦。实际上最痛苦的是这里的高压和森严的制度，我的家庭背景并不算糟糕，但我依旧注意到许多自卑的影子在同学身边打转。在我受够了这奇怪的硬草帽和无趣的，颂扬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老校歌之后，我终于得以毕业。而回家之后父亲看着我，我注意到桌上有个新的打火机。

我至今没有再用过那价值不菲的玩意，但这不代表我戒了烟。勾起蠢蠢Y_u动的Y_u望是非常容易的，在我嗅到烟味的时候我知道我又会陷入这个困境，或者说，福音。

我决心去做设计。在公学的时候，我热衷于这些服装和配饰，并且总想自作主张地给硬草帽添点花色。我知道有位毕业的前辈，正在替Ro　Gigli（罗密欧·纪礼）工作，他的目标显然是和我一样的。在我十八岁离开这里的时候，我想方设法联系到了他，但他告诉我，去意大利吧。

我去了米兰和罗马，我忽然感受到这种美妙的，浪漫的自由氛围与那所严格的公学，和Yin沉满布的伦敦有着何等的天壤之别。这里的空气都是甜的，这毫不夸张，因为在伦敦你不会看见大街小巷的彩色冰激凌球，尽管意大利人的无素质和低效率叫人难以认同，前辈带我周游了整个米兰，波尔迪佩佐利美术馆有着瞠目结舌的收藏，而我在经过那些设计师的精品店后，脑海中总是残留着那些深刻的印象挥之不去。我决心要这么做，因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上层阶级宠儿，而这种装腔作势我真的受够了。

在意大利我留宿了三天。事实上，在那时候我就认识了阿尔弗雷德，只是他那时候还是个少年，呆在主教堂门口转来转去，我不幸被他搭讪并且提供给他手机让他联系家长，只是那会儿我不认识他，也不知道他的名字，这场短暂的相遇被我认同为‘我值得赞扬的同情心’，我相信他也不会记得的。

的确，他是不记得。我也是。我们俩皆忘了，听起来是那么的愚蠢。直到有一天我们又一次去了米兰，他指着台阶说，我这里迷了路，还问一位英国人借了手机，我才恍然地笑起来。

回到伦敦之后，我告诉父亲我要去圣马丁，他露出了由你负责的表情，这让我欣喜若狂了。显然在哈罗呆了五年，他自认我已经成熟并且能够独当一面，而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。至于我是否真的能够接受历练，这并不是我现在需要思考的。

我觉得我扔掉了那顶滑稽的硬草帽。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我预想的那么容易

，最终等待着我的是一个精美的，巨大的笼子，我以为我早就踏出来了，才发现它如影随形。我沉入梦乡的海底，就象是一只因超载而倾覆的大船。周围是密不透气的绿色海水，而我正在努力游上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