特蕾西谈兴正高，杨红也不好问她扇子的事，就由她去讲。

“你还记不记得彼得的开场白？超级幽默！”特蕾西一扭身从座位上站起，也不管前后的人都在看她，只管学着朱彼得的口气说：

“我叫彼得朱，你们可以叫我彼得朱，或朱彼得，或彼得，或朱。你们想叫我什么就叫什么。”

学到这里，特蕾西更来劲了：“叫我彼得朱的人——是崇洋媚外的人；叫我朱彼得的人——是土洋结合的人；叫我彼得的人——是我的至爱亲朋；叫我朱的人呢——哈哈，是喂猪的人。”

特蕾西学到这里，已笑得花枝乱颤。杨红也附和着笑，心里却想，看来我对朱彼得还真的有免疫力，他这番自我介绍，还真没把我电倒，而是把我气倒了。一个老师，站在讲台上不传授知识，却在那里油嘴滑舌，哗众取宠，如果是我院里的老师这么教书，早就受到警告了。

杨红最反感的是朱彼得的汉英混杂。她自己能讲好几种方言，但她从来不把两种方言夹杂在一起说，免得别人听了难受。她在学校跟同事和学生讲普通话，在家跟周宁讲H市话，回自己的老家跟父母讲家乡话，在周宁老家，她基本是打哑语，到哪山唱哪山的歌嘛。等她到了美国，她当然就要讲英语，她就是为这才到新东方学听力和口语的。哪知这个朱彼得却把个英语和汉语混在一起，使她听得很难受。你说英文就说英文，说中文就说中文，知道你是在说哪国话，听的人心里也有个准备，知道把大脑里哪个字库打开。你一下中文，一下英文，别人刚刚顺着中文的思路开始走，你又换成英文了，别人又要忙不迭地换一条思路。

杨红恨朱彼得的中英混杂，就像恨周宁在她开车时老叫她换道一样。每次杨红开车，只要周宁在旁边，她就没有好日子过。好端端的一条道他不让你一口气开完，无端地就bī你换道。

“换左边去！左边去！”她刚换了道，惊魂未定，气还没喘匀，周宁又叫了，“右边！右边！见鬼。叫你换你不换，现在被人家超了。”

6

“你不知道，彼得的杀伤力好大哟。”特蕾西夸张地说，“他往讲台上那么一站，把手往口袋里那么一cha，那个性感甫士一下就把那些个妹妹电晕了。”特蕾西说着就学朱彼得把两手往屁股后头的口袋里一cha，稍稍偏着个头，眯fèng着眼，脸上似笑非笑。

杨红笑着说：“你学得还真像。”但她不明白，为什么这就能迷倒人呢？真所谓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情人眼里出西施啊。同样一个朱彼得，杨红第一天看到的是一个邋里邋遢的男人。他穿一件旧T恤，一条半短不长的裤子，惊心动魄地挂在胯骨上。裤子上有数不清的口袋，横七竖八地贴在那里。头发是湿漉漉的，像刚从澡盆里爬出来一样。后脑勺和两边的头发短得像周宁的寸头，但在前额上，却有长短不一的一撮儿，像被人踩过的麦田，东倒西歪，杂乱无章。走到教室门边时，他手里还有小半截烟，也不舍得丢，就一脚踏在门里，一脚踩在门外，深深地一吸，只见吞云，未见吐雾，就已经站到讲台上了。等他开口做自我介绍时，吸进去的烟才从他头上各个通风口里袅袅地飘出来。

“听没听说过‘备皮’啊？”特蕾西憋着个男声，“‘备皮’就是医院里动手术之前，先把病人拉出去，剃毛消毒，为手术做好准备。我的课呢，是为你们出国‘备心’。你们先被我雷几回，到了国外，就不会被文化冲击折腾得半身不遂了。”

特蕾西学到这里，忍不住笑起来，评价道，“他哪里是‘备心’？明明是‘偷心’。不过他放电倒是真的。”特蕾西说着就往后一倒，做晕倒状。

杨红看见特蕾西那件本来就开口很低绷得又紧的衬衣，被她这样一倒，胸前就形成一个大大的V字，V字顶端那粒纽扣岌岌可危地悬在那里，很替她捏把汗，生怕她再往后倒，那粒扣子就会蹦脱，胸前那两个乱颤的东西就会飞弹而出。杨红赶快把她扶起，转个话题：“你说朱老师到美国去了？怎么没听他说起过签证的事？”

“哪个朱老师？噢，你说彼得啊，”特蕾西说，“他签什么证？他有绿卡的。回去坐移民监去了。”

“噢，那萨曼莎呢？她也是有绿卡的？”杨红想，有绿卡的人教口语还说得过去，有绿卡的人来新东方学口语就奇怪了，“萨曼莎？她要绿卡gān什么？她老爸是×××，搞个出国机会还不容易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