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“隐居以求其志”为目的的一类士人，他们以隐邀名，工于心计甚至近乎诡道，且往往能赢得广泛的社会声誉，但在我看来，这类士人名为归隐，而走得却是与隐士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，他们归隐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隐，而是为了仕，为了更为显赫的仕，因此他们实际上早就不能归于隐士这一范畴了，他们是士，是参杂了权术的士。

东晋的谢安也是如此。简文帝时期nei乱频繁，qiáng敌压境，司马家族山河风雨飘摇。出家高门的谢安被公认为雅量足以镇安nei外，可是，谢安本人却“无处世意”，高卧东山坚不出仕。谢安隐居东山，只为等待最He适的时机，可笑当时的士大夫还担心：“安石不肯出，将如苍生何！”反而不如简文帝有见识。

简文帝虽是个窝囊皇帝，在位两年一直战战兢兢，害怕被独揽大权的桓温废黜。可是他虽无济世之略，却有知人之明。谢安虽放情于丘壑，纵意于林泉，泛舟于沧海，似乎真的“去伯夷叔齐不远”，但其每次外出游赏，总要携jì相陪，据此简文帝断言：“安石必出。”理由是：“既与人同乐，亦不得不与人同忧。”

一个纵情声色的人是不可能真正归隐的，即便你有“大江东去làng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，故垒西边”的_gan慨，如果不放弃你的激情与冲动，不甘心平淡的生活，如孔明的“淡泊以明志，宁静而致远”也就成了空谈。

真正的隐士，隐的不是形，隐的是心。但这不同于“佛教”中讲求的修心，因为隐士首先是士，在他们的骨子里流淌着“儒”家的血ye，他们是文化人，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人格，因此他们的心不可能空，他们成不了佛，他们是在追求，追求一种纯粹的文化氛围。在上述的六类隐士中“回避以全其道”，“静己以镇其躁”，“垢俗以动其概”，“癖物以激其清”这四类人走的就是这条路。他们才是隐士，真正的隐士，纯粹的隐士。

作为一个隐士，只有“动其概”、“激其清”，才可能“镇其躁”，而只有“镇其躁”，才有可能“全其道”，这四点是相辅相成，互为因果的，要把它们完全地独立开来既不太可能，也不太现实。他们是一个群体，一个文化群体，他们的存在，代表了社会中的另类文化倾向，文化品格，他们是社会中的另类文化人。

有隐者，也必然会有招隐者，正常的好像商品的供求关系一样。《鹤鸣》就是我国的招隐诗之祖。通篇比兴，鹤、鱼、檀、石，皆以喻在野的贤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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